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卅年的聚会上,重提旧事,那位小周提醒我说:“你说过的那句话,还记得吗?”

    我摇摇头。

    她说:“那用枪把你打下来。”

    现在“天鹅”飞上了天堂,而“癞蛤蟆”还在地上蹦达,活得很滋润。

    婚姻是一种缘分,仿佛是命中“注定”的。

    爱情就像荒野的草,越是荒凉地方长得越茂盛。

    当年,在我们一百多位同乡知青中间,只有一、二对是结婚了的大龄知青,还有几对是订婚了的,其他的都是自由人。在艰苦的环境里,小家庭的温暖生活在诱惑着我们。

    有爱情未必有婚姻,有婚姻未必有爱情。

    有的人为了爱而舍弃了生命,也有的人为了爱而痛苦一生。在那里,我曾经为自己在爱情方面的清白而骄傲,直到现在,我才悔悟,在那时候,没有婚姻未必是坏事,但是,没有爱情肯定是令人遗憾的事,那怕是曲折、失败的爱情。爱情,在那极其寒冷的天地里孳生,将会给人带来多少温暖!在莽莽的荒原上,有一片爱的绿洲该多好,能给孤单的人带来慰藉和希望。面对苍凉的荒原,我内心像荒原一样空寂,在那段苍白的岁月里,我为自己浪费了青春、压抑了的激情而追悔末及。

    记得1973年寒假,我从哈尔滨建工学校回农场探友,老刘在总场宣传科工作,我住在招待所他的房间里,九分场的小朱和八分场的小王过来看我,我们在一起特别高兴,几杯酒下肚之后,有人提议把留在总场的女同乡:商店的郑姑娘和广播室的陈姑娘请过来,一起乐呵,派谁去呢?最后以赌博的形式商定:由小朱邀请郑姑娘,同她言明,请不来,小朱输,请来了,老刘必须吻她,否则,老刘输;由老刘邀请陈姑娘,同她言明,请不来,老刘输,请来了,小朱必须吻她,否则,小朱输。输者,不光承担饭局费用,还得罚酒。

    我们放下筷子,分头去请,我陪同小朱去邀请郑姑娘,到了商店,小朱有些胆怯,小心翼翼地说明了来意,也许是理由的奇特,她没有接受邀请。我们回来之后,不一会,他俩也回来了,小朱看了看他们的身后,她也没来,松了一口气。

    突然,一个严厉的声音响起:“我来了,谁找我,要干吗?!”话音刚落,小陈出现在门口,只见她,杏眼微瞋,目光直射小朱。

    他愣在那里没有吭声,几分钟的尴尬和沉默之后,她飘然而去。她一走,我们又回到原来的热烈气氛之中。小朱彻底输了,该他请的姑娘没有来,别人请来的姑娘又不敢去吻。

    我问老刘:“你是怎样把她请过来的?是骗来的吗?”

    他喝了一口酒,笑着说:“我和她说了真话,要她一定给我面子,否则我就输惨了。”

    输者罚酒,赢者开心。输赢已见分晓,我们开怀畅饮。

    在我们这一批知青同乡中,小朱和小王他俩的年纪最小,才十六、七岁,酒后吐真言,没想他们都爱恋着同一位姑娘,其实,在我们连队的男同乡,暗恋她的何止他们俩。

    诗经首篇关雎中云:窈窕淑女,君子好逑。

    出众的姑娘甚少而追求者甚多,这很自然,在年青男女之间,爱之不易,放弃爱,更不易。他俩借着酒兴,表白爱上了同一位姑娘,因此互不相让,争得面红耳赤,老刘见此情景突发奇想,提议用摔跤的胜负来决定谁放弃爱,双方下的赌注:放弃对一位姑娘的暗恋。近乎荒谬的赌博,只能在此时此刻才能发生。在冰天雪地之中,在遥远的天涯,能使人热血沸腾的只有烈酒和爱情。两位热血沸腾的年轻人,他们欣然接受这种建议,像普希金那样勇敢迎接为爱情而“决斗”老刘当裁判,我是唯一的观众,兼保卫,当他们撞向土炕和墙的时候,我把他们推开。我不停地给他们加油、呐喊,他们在奋力拼搏,被酒醉得踉跄的身体互相搂抱着、推拉着、翻滚着他们的身影在我的醉眼去晃动,一直到他们筋疲力尽,倒在炕上不能动弹了为止。裁判老刘也被转迷糊了,他数不清摔了几个回合,他判断不了谁赢谁输,他更不会把爱她的“专利”轻易判给谁,他没有这样的权利,更没有这样愿望。

    我调到九分场不到半年,总场分配给九分场三个上学的名额,自从文化大革命以来,这是第二批工农兵学员。分场把推荐名单交给下面,以排为单位,投票表决,百里挑一,没有想到的是我也在名单中。其实,我刚到那里,人生地不熟,领导对我也不甚了解,不过,温州同乡倒不少,有七八十吧。那时候,我在排里做宣传工作,出黑板报,相比之下,有点知名度。结果,很幸运,各个排都投了我的票,经过分场同意上报,总场批准,等待学校录取。

    双喜临门,上学又入团,团支部发展我为共青团员,入团那天,我作为新团员代表在大会上发言,那时,我的心情很激动。

    俗话说:乐极生悲。

    开完会后,我很亢奋,到宿舍西头小贮藏室里找一双晾干的鞋,里面很黑,我摸索着进去,不小心踩在倒地的钉耙上,把我的左前脚掌扎透了,我一摸,尖锐的钉尖已经从两脚指头的骨头缝里戳穿,我吓得大声呼喊,惊动了宿舍里的人们。

    他们急忙跑进来,看我蹲在地上,双手紧按着,他们以为我抓住什么小动物,围过来问我:“抓住啦,什么东西?”

    我哭笑不得,说:“扎脚了!”

    我松开双手,一抬腿,钉耙也跟着起来了,他们这才知道情况严重。有一个人拔钉耙,没有拔下来,两个温州同乡用力才把它拔下来。那时,我没有感觉痛,也许是心情紧张,又担心出血,拔下来之后,赶紧用手捂住伤口,他们把我送到医务所。那钉耙很脏,伤口几乎没流血,很容易感染,医生用刀把被污染的肉刮去,这时候,我感到揪心地痛,处理了好长时间,打了防破伤风的针,包扎好以后,被抬回了宿舍。从那时开始,我失去行动的自由。每天吃、喝、拉、撒、睡都得靠别人伺候,幸好有温州同乡在旁,大家轮着照顾我,我躺在炕上,像孕妇坐月子。

    大概过了一个多月,上面通知体检,我还不能走动,分场用拖拉机送我们,连队派两位同乡护送我去总场医院去体检。下了拖拉机,同乡罗建中背着我到了医院门口,我不好意思让同乡背我进去,只好单腿跳着进去。检查结果下来,其它正常,惟独血压稍高。

    后来,到了学校,偶然中碰到我们农场招生的那位老师,他在图书馆工作,告诉我:“招生时候,发现你的血压有些高,我犹豫了一阵,看你是南方人,没门没路的,就把你收下了。”幸亏是这位菩萨心肠的老师,否则,我的命运轨迹将是别样的曲线。那次招生,没有面试,甚至连报考的学校和专业都是组织上安排的。

    三

    冬天到了,西伯利亚的寒流毫无阻挡地闯了进来,肆虐这片土地。这里的冬天来的早,皑皑的白雪覆盖着广袤的荒原。松花江封江了,梧桐河冻透了,变成冰的巨龙,僵卧在辽阔的雪原上。

    翻阅老日记:

    今天仍旧劳动,割稻子已经一个星期了,为了庆祝节日,晚上,我们

    十位乐清同乡和两位温州同乡在一起举行小型宴会,菜肴有:粉糊、丸

    子、鱼、肉猜拳行令,气氛热烈,别开生面。

    70年国庆节

    在那蛮荒之地,在繁重的劳动之余,每逢过节,同乡们在一起聚餐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情,约几位知己,从食堂里打几样菜,每个人从箱底拿出从老家带过来的特产,供大家享用,把南北的饮食习惯、酒文化融合在一起。

    今天是70年最后一天,旧的一年转瞬即逝,它是时间的步履,历史长河

    的浪花,随着奔腾而去的巨浪从我们身边卷走了,永不复返。

    为了忘却不会夺去这有意义的一年,写上一笺记念,将它存在自己的记

    忆里。

    在这艰苦的岁月里,我们酣战在祖国反修前哨,为祖国的平安、人类的彻

    底解放而奋斗,我们在广阔的荒野里,在三大革命斗争实践的熔炉里,磨砺

    自己的革命意志,锤炼一颗忠于毛主席的红心。

    忆往昔,峥嵘岁月。

    望未来,风光无限。

    沉重的时辰脚步留下深深的履痕,用欢悦的心情来迎接将要赴任的时辰大

    使——元旦的光临。

    70年元旦前夕

    从日记里,充满着那个年代青年人的豪情,那可是支撑我们在冰天雪地里生存的精神力量。

    俗话说:三九四九,棒打不走!

    在这里,最寒冷的时段是从元旦至春节。春节将临,留在农场的同乡们很早就筹备隆重的年夜团圆饭,早早地派人到梧桐河北岸的屯里去买年货:鹅、牛肉、鸡等。那里离我们连队很远。

    除夕之夜,是家人团聚的时候。在万里之外的游子们相聚在一起,共同来欢度难忘的夜晚。除夕团圆饭,我们邀请了十、九分场回不了家的同乡前来团圆,我们24位同乡和一位东北友人,欢聚在一起,在这清冷的天地里,盛宴进行得特别热闹。

    团圆饭之后,我们七位同乡借着酒兴,在小小的成衣铺里举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音乐会。店主小蔡是我们同乡。连队宣传班班长老王也是同乡。我们借用了一些乐器:扬琴、二胡、笛子、手风琴等。虽然,我们的演奏水平一般,但是,大家都很投入,节目有合奏、独奏、独唱,内容丰富,演奏的风格独特,脸盆、茶杯、饭盒都成了打击乐器,优美的声音掩盖住了风雪的喧哗,在这冰雪世界里,把欢乐留给自己。

    翻开纸已发黄的日记:

    今宵欢乐经历是将来甜蜜的回忆之泉。

    当我们到了年迈的时候,今宵盛况是否依然历历在目?多么值得记载

    对于梧桐河的点点琐事我都不会吝啬放过,何况今宵,不眠之夜。

    姗姗而来的春节,轻盈而明媚的姿态,来得又是何等仓促。我们这些来

    自东海之滨的年轻人,欢喜如狂,满炕的美味佳肴:肉炖黄豆、白菜豆腐

    皮、桂花糊、牛肉包子、肉片、水饺、家乡带过来的鱼虾还有各种

    美酒。同乡、战友们欢聚一堂,频频举杯,为祖国的未来,为我们的前途

    大家相互祝愿。

    女同伴猜拳行令,巾帼不让须眉。

    小小的音乐会更是别开生面。

    深夜,我们奉命执勤,在巡逻中,脚踏着白雪,仰望满天星斗,依稀的

    月色中,迎接新的一年降临,仿佛感到晶莹的雪原更白了,阑干星斗,月

    色朦胧,我感觉到自己结实了一些。在两年的间隙里,我涂上这一笺。

    71年春节前夕

    除夕之夜,我们奉命执勤,手握钢枪,守卫在祖国的边疆。那是一个极为寒冷的夜,仿佛万物凝固,只有在寒风凛冽。在寒夜里巡逻,脚踏冰雪,雄赳赳,气昂昂,有一种无上荣光的豪迈感觉,冰雪的光在刺刀上闪烁,大头鞋踩在雪路上发出“嘎吱”的声音。我们每隔一小时巡逻分场一周,我们希望能发现点情况,争取立功的机会,大约在三更天的时候,我发现在女排宿舍那边有动静,漆黑的夜色,我老远用手电筒光扫射着,去寻找可疑的目标,在一束白光中,发现是一个女知青蹲在那里,只看见一团白花花的东西,我意识到她在干什么,我赶紧掐灭了手电筒,心里咯噔一下:坏了,照的不是地方。

    同伙好奇地问我:“发现了啥?”

    我神秘地说:“有敌情,可能是一只白狐狸。”

    “那赶紧追啊!”

    我拉住他“早跑了。”

    工农商学兵五行,我这一辈子,唯一没有干过的职业是当兵,但是,我当过民兵,扛过大枪,也打过几发子弹,最重要的是为祖国守卫过一夜的边疆。

    白茫茫的雪原在月光下闪烁着骇人的寒光,周天寒峭,万物寂静,仿佛凝固了一样。

    履带式拖拉机拉着大爬犁在坚硬而光滑的冰雪道路上奔驰,大爬犁上面堆着小山似地稻谷垛子。

    惟独脱谷场上,在惨白的水银灯下,一群不畏寒冷的知青们仍在战天斗地。深夜,那是最寒冷的时候,我们去接班。脱谷场虽然离场部只有四、五华里路程,可是它却是我人生走过最为痛苦而漫长历程。我把能御寒的装备全部用上:风雪帽外套狗皮帽,短棉衣外套长大衣,毛线裤子外套大棉裤,大头鞋里塞满乌拉草,手上戴着手套外加棉手闷,腰里系着绳子,脖子缠着围巾,脸上带着厚厚的口罩,整个人包得严严实实,只露出一双眼睛。我们顶着凛冽的寒风,踏着厚厚的积雪,步履艰难地前进。雪虐风饕,寒风中夹着刀片似的雪花,刮在脸上,好像刀子在割,火辣辣的痛。我感到受不了,就背过身体,倒退着走,强劲的寒风推着你,白毛风,像一群蜜蜂钻进我的袖口、裤腿和脖领的缝隙,像无数枚针在刺,痛得我直打哆嗦。同伴们稀稀拉拉,像一支溃败的队伍,在微弱的雪光中,磨磨蹭蹭、跌跌撞撞地前进。快要到场院的时候,我转身面对着寒风,只感到一股奇冷的风像锋利的刀子在我的鼻尖上割了一下,我感到钻心地疼,预感到鼻子已经被冻掉了!平日里,当地的老知青告诫我们南方知青:要当心冻掉鼻子。我们不以为然,以为是危言耸听,逗我们南方人玩的。没想到,这时候,竟然出现在自己的身上。顿时,我感到非常的恐惧,捂住自己的鼻子,向场院的管理房狂奔,嘴里惊慌地嚷着:“我的鼻子,我的鼻子冻掉了!”

    小小的管理房里挤满了人,在冰冷而宽畅的场院里,惟独这里有些温暖,人群紧紧地围绕着屋子中间的火炉,在烤火取暖。班长老赵听到我的慌张而害怕的喊叫,急忙从人群里挤出来,他查看了我的鼻子,赶紧把我拉到屋外,抓了一把雪,在我的鼻子上使劲地搓起来,冰冷的雪在搓动中渐渐变热,我失去知觉的鼻子尖渐渐感到麻木,然后感到疼痛,我终于从惊恐中解脱出来,我感激的地向老班长道谢。

    他告诉我说:“冻伤之后,赶紧用雪搓,千万不能热疗,否则将会冻掉!”

    场院里,脱谷机在雪原上孤独地轰鸣着,水银灯发出惨白的光芒和雪光交融在一起,高高的稻草垛像座小山似地高耸着。安排中等体力知青的农活是背草,这道工序,很难监督,开始,人多不累,到了后来,溜走一多半,有的人躲到场院管理房火炉边烤火去了,有的人躲在草堆里偷懒,更有甚者在草堆里睡过去了,人被埋在草堆里面,找不到人了,幸亏有人在草垛上面撒尿,才把他浇醒。背草的农活,人越少越累,还没等你喘过气来,又轮到你了,老实人吃亏。有时候,稻草堆在机器边上,越积越多,脱谷机只好停下来,领导把背草的伙计全找回来搞突击。重活,拿叉子送料的活我干不了,轻的活,抬谷子的活不让我干,我经常去干背草的农活,背驮着大捆稻草在又陡又滑的木跳板上艰辛地挪动着,淌着汗水的脸去面对寒冷而漫长的冬夜,汗水熔化了脸颊的雪花,流到下巴在胡子上结成了冰茬。累了,倒在草垛里歇息;饿了,嚼一把生黄豆,开始,不敢吃,其味道生而涩,也许是饥饿,后来,竟然越嚼越香。

    69年春节临近,思乡之情与日俱增,南方来的知青纷纷请假回去探亲,有理由请假的知青都获准了。

    我让家里发份电报:爷爷病故,速回!其实,我爷爷在我没有出世之前就亡故了。我没有被批准,我心里明白:并不是领导识破了我的谎言,而是被我踩了一脚的指导员是不会放我走的,即使是我亲爹出事也不会准假的。我和另外两位同乡决定逃离。那年月,中、苏边境还弥漫着战争的硝烟,出入农场是需要边境通行证,农场和外面的交通,每天只有一趟公共汽车,没有边境通行证既进不来又出不去。我们只能偷渡松花江,到江南岸的马虎力小镇,再坐公共汽车到佳木斯。

    那天,我们仓促逃离农场。

    那天的情景犹如诗经中北风篇里所描述:

    北风起喈,雪雨起霏。

    惠而好我,携手同归。

    其虚其邪?既亟只且!

    同乡们偷偷地用大马车把我们仨送到松花江边。

    我被眼前的奇景震撼了,宽阔的松花江,像一条巨大的冰龙,凝固的惊涛骇浪,气势磅礴。前面没有路,马车是过不去了,同乡们卸下我们的包袱,再三催促下,才把我从惊奇的思绪中唤醒,我们是在逃亡的路上,后面也许有追兵,要是被押回农场,那后果令人不寒而栗!我们依依不舍地挥手告别,踏上冰封的江面,背着沉重的包袱,带着惶恐的心情蹒跚前进。江面上没有路,只有一条羊肠小道蜿蜒在巨大的冰块缝隙之间,身临其境,宛如冰雕的艺术长廊展现在我的面前;进入其中,仿佛置身于冰的迷宫之中,冰上很滑,崎岖不平,我们跌跌撞撞,不知道走了多长时间,累得我浑身冒汗,终于到了江的南岸。

    我站在高处回首望去,大江东去,松花江像一条冰龙僵卧在大地之上,雪原茫茫,雪花纷飞,眼前景色使我想起伟大诗人毛泽东的那首诗:

    北国风光,千里冰封

    万里雪飘,望长城内外

    惟余莽莽,大河上下

    顿失滔滔,山舞银蛇

    原驰蜡像,欲与天公试比高。

    须晴日,红装素裹,分外妖娆

    江山如此多娇

    引无数英雄竞折腰

    沁园春雪

    从马虎力小镇坐汽车到了佳木斯火车站,由于慌乱,我们误把出站口当成进站口,耽误了上车。等了好久,才坐上一趟慢车,火车里又挤又乱。在火车上,同行的“陈老夫子”被小偷偷去了钱包,后来,在餐车的遗失玻璃柜里,他发现了自己的钱包,他去认领。

    乘警问他:“钱包里有什么东西?”

    他回答说:“有钱、照片、还有火车票。”

    乘警检查之后,包里只有火车票,怀疑地问:“火车票多少钱买的?”

    他结巴,说不上来,因为是我买的票,他本来就有点口吃,经盘问,就更慌了,乘警以为他是小偷,要扣留他。

    他害怕了,慌忙解释说:“不相信,你可以去找他们。”

    “你还有同伙?”他点点头,带着乘警来找我们。

    我知道是一场误会,我准确地把火车票的价钱、起点站和终点站说了一遍,经过解释,乘警相信了,把火车票还给了我们。

    坐了几天的火车,我们终于到了杭州。已经是晚上,我们没有介绍信,不敢住旅馆,只能在火车站里游荡,因为这里是通宵不关门的。我们把大件的手提袋寄存了,余下的行李各自带着。我感到困了,只得躺在火车售票处的长椅上休息,由于颠簸的疲劳,不一会儿就睡着了,等我被惊醒的时候,发现一名警察站在我的面前。

    他很严肃地说:“起来!这里不是睡觉的地方。出示你的证件。”

    我迷迷糊糊地,一听说查证件,被吓醒了,我那有什么证件,介绍信没有,边防通行证也没有,这如何是好?售票厅里静悄悄的,已经打烊,我无奈地拍拍自己的黄棉衣,意思是:我是支边青年,这就是证明!他瞪着眼睛,打量着我,好像在审视一位流窜犯。我不由地打了一个冷战,担心被收容,被押送回去。我突然想起口袋里,还有一份护身符——支边证。我用颤抖的手赶紧把它掏出来,递到他的面前,红彤彤的证件,他没有接,看到它之后,紧绷的脸上绽放出一丝宽容、同情的笑容,也许,他的家族中有支边青年,他挥了一下手,转身走了。我长吁了一口气,赶紧离开这是非之地,去候客大厅,里面候车的人熙熙攘攘,我找到了那两位同伴,他们也困了,蜷缩在旮旯里,我叫他们起来,把所有的包裹拢在一起,套在自己的手臂上,用身体压在上面说:“放心吧,我看着,你们去转转,找个地方眯盹一会儿。”

    第二天早晨,我被他们喊醒了,爬起来一看,他俩买的蛋糕,打算回家孝敬父母的,都让我给压瘪了,大家都感到可惜。天大亮了,我们该分手了,我要去萧山伯父家“陈老夫子”回老家,小蔡去杭州市郊的钢铁厂,我把寄存的牌子分了,临走的时候,去取自己的东西就行了。“陈老夫子”是最先去取寄存的东西。

    突然他气喘吁吁地跑过来找我“东西取不回来,还问我有几个钱包?”

    我一听就明白了“牌子分错了,又是一场误会,他们以为你是小偷呢!”

    我们来到寄存处,我向那里的工作人员解释说:“对不起,这牌子是我们仨的,搞乱了,现在请你们检查,我们分别说出里面的东西,说对了,请你们还我,说的不对,那就不是我们的东西,你说对不?”我稍停了一下,看着她们疑惑的目光,我继续辩白说:“每个手提袋里都没有钱包,不相信的话,我们倒出来让你们查。”

    她们同意了,按照我们指的东西拿过来,逐个查验,然后还给我们。

    那年,我在萧山老家过的年。

    四

    在萧山老家过了春节之后,回到家里。

    那时候,请假回去的知青,加上逃回去的知青很多,回来了都不愿意再回去,主要的原因是东北的气候太恶劣,生活条件太差。我们的归来引起了社会的震动,给老家的政府压力很大,政府还要动员大批的知青到黑龙江去支援边疆建设,政府为了继续做好支边工作,必须劝说我们回去,并且许诺:敲锣打鼓再一次欢送我们,回去的路费政府负责,并且派专人护送,保证回去之后不受任何处分。

    我们在老家游荡了几个月,也没有别的出路,呆腻了,只能回去。我们的行程,走水路,从温州经上海至大连,既省钱,又可以欣赏东海、黄海和勃海。

    同行的有十多位同乡,我们坐温州至上海的轮船,四等舱。在船上,我们几位玩扑克游戏:打四十分,对面两人配对。我的对面是一位年少貌美的女同乡,我们俩配合默契,手气也不错,战绩斐然,比对手遥遥领先。站在边上一位朋友按捺不住对她的爱慕之情,硬把我拽起来,我只好让位给了他。晚上,我睡在她的上铺,他又过来,硬缠着要和我换铺位,我也舍不得这个特殊的铺位,但是,我佩服他的勇气,成人之美吧,我和他换了铺位。

    几年之后,他俩——有情人终成眷属,他们是否感谢我的两次礼让呢?

    在大连火车站,我和另外几位胆大的同乡为了省钱,决定冒险:逃票!那年头,知青还有一些红卫兵的遗风,坐火车逃票,涂改票期,利用时间差重复用票,买短途票上长途火车,这些是我们惯用伎俩,铁路部门对这事情也没有办法,既怕知青闹事,又同情知青的艰难处境,遇到此类事情,发现了劝下车也就算了,往往是从前面车厢赶下去,后面车厢爬上来,他们也只能开一只眼睛,闭一只眼睛。

    火车过了大石桥站,我买的票已经到头,坐立不安,就成了惊弓之鸟,此刻,我才明白:作贼心虚。

    赶巧,查票的时候,我在厕所里,避过去了。

    不巧的是,我刚从厕所里出来的时候,却被检票员堵住了“验票。”

    我只得壮着胆,把票递给他,想蒙混过关。

    他仔细地看了看,说:“你的票,过站了。”

    我假装糊涂“过站了,现在到哪儿啦?”

    这时候,车厢里的女同乡小赵用土话冲我大声喊着:“快过来,给你票!”她把里面夹着车票的扑克牌递过来。

    我哭笑不得,无奈地说:“已被查到了。”

    检票员要我跟他到餐车去接受处理,餐车里有一小队人等候处理,其中有我们同乡仨,一个是岁数最大的“老五头”另一个是最有钱的“华侨佬”

    列车长挨个训斥那些逃票的屯里人,他们怪可怜的,挨了骂,还的得补票、罚款,没有钱的可能还得拘留做劳工。最后,才处理我们仨,都穿着黄色军棉衣,在他们眼睛里就是“黄马褂”是‘皇上’亲赐的,知道惹不起。

    “你们的票呢?”这时候,列车长像换了个人似的,笑着问我们。

    “买了。”我争辩着。

    “那后一段呢?没钱了?”他好像给我们找个理由。

    我用家乡土话征求他俩的意见:“不补票,被赶下去,再爬上来,你们看,行不行?”他们没有回答我。

    “华侨佬”从鼻孔里发出藐视的声音“哼!”同时从口袋里拽出一大把十元的大票“啪!”地甩在餐桌上。

    列车长愣了,我也被他的举动迷惑了。他摆阔,爽快地补了票。我俩继续装穷,当着列车长的面向“华侨佬”借了钱,补了到沈阳的票,然后,我郑重声明:“我俩只能补那么远了,后面那一段(沈阳至哈尔滨),我们实在没有钱了,你都看到了,是借的钱。”

    列车长无奈地笑了。

    列车在东北的原野上飞驰,远处山冈上的积雪还没有融化,路边的白杨树在春风里抖落冬雪舒展着挺拔的枝条,星星点点的嫩芽争先恐后地钻出来呼吸着春天的气息。

    浙江知青慰问团来的时候,我反映了自己被踹的遭遇,慰问团和农场交涉过此事,引起农场领导的关注。我回到农场之后,领导对我的态度大变。不久,从温州来了一大批知青,我当上了班长。后来,农场开展“学习毛主席著作讲用活动”我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去讲,感动了别人,从班里开始讲,到排里、连队、分场讲,最后被推选为分场代表,去参加总场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。在那里,过了几天舒心的日子,难得看了几场电影和演出。

    春天,姗姗来迟。

    松花江开江了,融化后的江面,巨大的冰块在急流中撞击着,挤压着,以排山倒海之势向下游冲去,发出雷鸣般地巨响,唤醒了这片沉睡的原野。在厚厚的冰层下寂寞了漫长的冬天之后,鱼儿争先恐后地逆流而上,十多斤重的江鲤子,游到我们的水田里、水沟里,看水的知青,常常用铁锹拍它,打晕了,扛回来改善伙食。

    有一天,几位同乡不畏水冷刺骨,下水沟抓鱼,刚刚融化的冰水之中,鱼儿在迟缓地游动,不一会儿功夫,就用手捕捉了满满一铁桶的鱼,足有几十斤。初春,地里新蔬菜还没有长出来,冻白菜、土豆,我们都吃腻了,大家都嘴馋。那时,我们吃的是大锅饭,为了加工这些鱼,只能在炕洞口,垒上几块砖头,没有炊具,只能用铝面盂煮鱼,那面盂白天洗脸,夜里撒尿,现在炖鱼,倒扣一个面盂当锅盖,而后,加一把辣椒,加一把盐,等到飘出鱼香的时候,大家就你一碗,我一勺地抢着吃,其味道独特,气氛热烈,欢乐和笑声充满了低矮而破旧的土坯房子,穿过窄小的窗户,飞扬在静寂的荒原。

    淅淅沥沥的春雨,把大地浇透了。

    泥泞的土路,穿着长雨靴在上面行走,十分累人,每迈一步都费好大的劲,一脚踩下去,烂泥埋到腿肚子,要是用劲过猛,脚拔出来了,而靴子仍埋在泥里,人失去重心,就会跌倒,屁股啃泥。有坡度的地方很滑,不小心就会摔跤。从总场到二分场的路程只有两公里左右,有好体力的人也得花上个把钟头才走完。

    泥泞的路,使我想起小时候赶海的情景。

    那年头,遭受连续的自然灾害,家乡闹饥荒,俗话说:靠山吃山,靠海吃海。家乡紧挨着乐清湾,退潮了,我跟随母亲到海涂上捡螺蛳、小螃蟹、蛏子。我人小腿短,湾里的涂泥又烂又深,有的地方都没到大腿根,迈动一步,深陷到大腿,常常需要母亲拉我。等到涨潮了,我们才往回走,海水追赶着我们,人走三步,海水跟着涨一步。可是,我人小步子也小,海浪追逐着我,要不是母亲牵着我的手,我肯定被海水吞没。

    在那荒芜的边陲,总场算得上繁华之地了,上总场逛逛,也是难得的享受。那里虽然不大,逛一圈用不了抽一根烟的工夫,可是,那里有宽阔的马路,道路旁长着高高的白杨树,有商店、学校、电影院、照相馆、办公楼、招待所、医院等设施,连监狱都有。在总场的边上,还有一片绿色的沙果林,开花的时候,芳香飘飞,到了挂果的时候,红彤彤的果子,令人垂涎。

    弹指一挥间,在二十二年之后的春天,即1991年5月22日,我和老梁、老刘和佳木斯的几位老知青重返农场,大家都是政府工作人员,西装革履,衣锦还乡,志高气昂,专车前往农场。沿途看的景象比原来荒凉,泥土路坑坑洼洼,土房子更加破旧,听说码头塌了,梧桐河上那座雄伟的百米大桥也跨了,运输船队也解散了,农场最大的企业造纸厂因为亏损而停产,只是总场的一片空地上多了个农贸市场。农场欠债几百万元,职工们好长时间没有发工资了,买油买粮都记账,农场的情况堪忧。

    我们的到来,受到农场老领导的热烈欢迎,彼此分别几十年,他们都已经退休,留在农场的知青很少,留下的都当上了领导。我们掏钱设宴请他们,还给他们每人一份礼品:一个铁壳热水瓶。

    宴席之上,踹我一脚的赵指导员挨着我坐着,我俩都会回忆起那段令人心酸的往事,幸亏他当时没有枪,留下了我的生命,幸亏他踹我一脚,留给我的曲折教育,使我受益终身。觥筹交错,他昏花的眼窝里含着泪花,颤巍巍的双手高举酒杯,难以表达的话语全溶在酒里,我也高高地举起酒杯,彼此碰杯,为我们的过去,仰脖子,一口闷!

    春天,梧桐河依旧蜿蜒在原野上。

    辽阔的原野上,野花盛开,青草遍野,黄花菜开着金黄色的喇叭花在春风里摇曳;狍子在草地上撒欢地奔跑着;草泽里鱼儿在自由地游动着;天鹅、大雁、野鸭在蓝天尽情地飞翔着

    二十二年之后,我又一次站在松花江边,望着滚滚东去的江水,我的思绪万千,在松花江畔生活了十二年,喝的是松花江的水,吃的是黑土地的粮。

    这里哺育了,也教育了我:

    知其荣,守其辱,为天下谷。

    我感悟到:那时候的坎坷经历和风雪的磨难,决定了我日后平凡而知足的命运。

    我老了,而松花江依旧,波涛汹涌,骇浪拍岸。我又回到它的身边,此时此刻,心中又响起那一首震撼心灵的歌:

    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

    那里有森林煤矿

    还有那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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